西方文论关键词|张颖：命名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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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命名时段
略说
命名时段 (phase thétique) 是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概念, 用以表述产生意义立场的分界。它是意指活动的关键环节, 联系着符号态 (le sémiotique) 与象征态 (le symbolique) 两个异质的领域, 处在意义的边界之处。命名时段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 是人类主体发展与对象关系的基础, 而命名行为的具体过程, 也是主体和主体对象的确立过程。意义生成 (signifiance) 重点突出意指过程中异质的要素, 命名时段作为意义生成过程的重要阶段, 因为它的存在, 意义的生成“这种异质的过程, 既不是混乱的、无秩序的基础, 又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堡垒, 而是一种结构化和解构化的实践, 一条通往主体的局限和社会有限性的路径” (Kristev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15) 。在先锋诗歌文本的话语分析中, 命名时段面临着被破坏和重新形成的回路, 精神分析活动的要旨是重建被粉碎的命名时段。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 这一概念受到了罗丝 (Jacqueline Rose) 和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等理论家的关注, 并引发争议。
综述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 作为一种先锋的文学观念, 是同时期法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诉求在理论层面的反映, 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变革和颠覆的意味。克里斯蒂娃在理论建构时, 旗帜鲜明地将语言看成是一种工作, 强调自然交流的、符号句法规范的表层语言与能指实践的深层语义场之间存在着差异。语言的意指活动是分层和对立开展工作, 它是多数的、不同的, 无穷无尽的动态生成过程。她用意义生成这个概念来说明此动态过程, 并将其界定为“无限的、无尽的生成过程, 是驱力 (pulsion) 面向语言、在语言之中, 并跨越语言的不停歇的运作过程;同时也是驱力面向交换系统及其主导者 (即主体和他所处的各种机制) , 存在于这二者之中, 并通过它们而不停运作的过程”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15) 。
这一以研究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机制作为目标的符号学理论, 关注驱力不停歇的破坏作用与用于交流的语言、符号系统以及主体的相互关系。驱力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发展, 概念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克里斯蒂娃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驱力是物质的, 但不仅仅是生物的, 因为它们同时连接并区分了实践过程中的意指身体所具有的生物特性和象征特性。” (151) 在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中, 她将驱力看成是沟通生物和文化之间的本能的能量, 它沟通和联系着身体与社会, 是联系着意义指称活动的生物基础与社会和家庭基础的桥梁。需要指出的是, 克里斯蒂娃此处理解的驱力主要是指具有破坏性的死亡驱力。
从符号表意行为的出发点来看,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研究重心不再是再现意义的符号或者判断, 而是符号或者判断的意指活动。如何界定意义的边界状态, 并利用胡塞尔现象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成果来具体化命名的过程, 同时将这一符号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对先锋诗歌、精神分析活动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认识, 扩展理论的边界, 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
命名时段的理论内涵
在《诗性语言的革命:19世纪末的先锋派——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L’avant-gardeàla fin du XIXe siècle, Lautréamont et Mallarmé) 中, 克里斯蒂娃对命名时段进行了界定, 她认为:“意指领域是指命题或判定的领域, 即不同立场的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通过信念、立场和论题组织这类场域性 (positionnalité) 。它们以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自我建构为分界, 将主体的自我认同及主体对对象的认同作为命题性 (propositionnalité) 的条件。这种产生意义立场的分界, 我们称其为命名时段” (phase thétique;41) 。
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强调意义假定的演进, 以意识活动为核心。有学者指出:“贯穿于胡塞尔现象学始终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意识生活应当作为哲学的必然出发点, 它是所有现实的意义构造之基础……‘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或者说, 所有现实的时空存在都与一个对它们进行经验、感知、回忆等等的意识有关。世界被看作是意识成就的相关项之总体, 所有客观的意义构造和存在有效性都以作为先验主体性的意识为原本的源泉” (倪梁康88) 。先验主体性的意识, 是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基石。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 尝试突破胡塞尔理论的这种内在化, 她认为言说主体 (sujet parlant) 的形成过程存在着一种演进, 是语言过程的深层阐释内容。克里斯蒂娃用命名时段, 指一种产生意义立场的分界, 是在意义指称过程中某种特定的情形下所获得的一种时段, 是形成主体但不会被化约到主体的过程。
命名时段作为意义假定的边界, 区分为两个异质的、对话的模态, 即符号态与象征态。一方面, 克里斯蒂娃认为:“意义, 命名过程, 主体均是可生产的, 目的在于开启对‘符号态’的研究, 因为它们均产生于‘符号态’却并不了解‘符号态’。因此, ‘符号态’是先命题的, 同时, 也先于主体的假定”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35)。符号态, 作为与意指和符号相异质的分节, 指向的是被形式论所排除的、语言形式的维度, 如本能的驱力, 以及语言形式的运作比如压缩和置换, 以及元音、语调的差异, 在人类经验中是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内容, “‘符号态’过程既是本能的, 又是母性的, 它为未来主体进入意义和意指 (‘象征态’) 做准备” (“Identité”161) 。符号态是一种现实人类语言交流的停顿, 它超越语言, 是与用于交流的语言相异质的内容。
另一方面, 象征态指向的则是存在于语言学的语用和语义的层面, 表现为用于交流的、符合句法规范的句子, 是主体和意识能够掌控的意义领域。“语言, 作为一种象征功能, 它的形成是以压抑本能驱力和连续的与母亲的关系为代价的。” (“Identité”162) 象征态是与历史、社会以及外部的意识形态相连接的内容。它是语言符号及其体系所在的领域, 同时也是使得对象确立的主体成立以后的领域。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不同的符号体系结构, 如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 所研究的正是象征态作用的, 受社会律法所制约的、文化空间内、各种社会性象征之间的活动。主体在象征态模态下表达明确、清晰的意义, 科学表达或者逻辑表达是典型的象征语言的使用。象征态是一种语言的附属意义, 从逻辑层面和时间维度来看, 它是伴随着语言符号分节进入到语法中, 它确保说话主体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交往, 而没有象征态人类社会将会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这两者相比较而言, 后者包括判断与句子, 属于意义领域, 而前者则不属于这样的意义领域。命名时段则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是一个分界, 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 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命名时段与胡塞尔理论中的“立场性”紧密相关。“在胡塞尔的术语中, ‘立场性’是指意识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持有立场, 或者说, 对对象的存在作出‘设定’和‘执态’” (倪梁康368) 。克里斯蒂娃将这种对对象存在与否所持有的立场, 发展成主体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基本出发点, 将其看成是无意识与意识行为的边界。
意指作用的过程所包含的这两种生成方式, 形成了一种相互对话、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 符号态与身体相联系, 面对的是意义生成的动态的过程, 关注的是先于句子、词语甚至是音节之前的状态, 这个状态始终处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 是表意语言形成之前的状态。它是处在与无意识相关的领域。另一方面, 象征态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 面对的是历史、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外部。它是属于意义领域, 人类使用句子, 进行语言交流, 均是在象征态的范围内活动。主体不是本质的、稳定不居的, 而是二分主体, 具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双重性。人类主体制造的任何意义系统都是两种意义生成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克里斯蒂娃将符号表意活动看成是“意义与非意义的集合体, 意义表现在, 具有逻辑意义, 以传情达意为目标的语言, 仍然是人类表意活动的基础;非意义表现在, 在符号体系的高楼大厦内涌动的是永不停歇的无意识活动的运作, 它们试图在符号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使得人类意识中所追寻的意义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动过程中” (张颖108) 。
命名时段所描述的是意义与非意义的分界状态, 只有经历过命名时段这一“产生意义立场的分界”, 事物才能穿过符号态这一无意识领域, 获得象征功能, 进入到意义领域。这也就意味着事物可以被接受、解读、象征和拓展外延意义。克里斯蒂娃符号学体系通过符号态、命名时段与象征态三个概念, 建构起了她的意义理论的三维模式。
克里斯蒂娃用命名时段来挑战传统的意义领域, 将命名时段看成是两个异质领域相关之处, 是符号态侵入象征态的边界。命名时段是所有的发音 (词、短语、句子) 必须经历的阶段, 换句话说, 任何词、句子必须通过命名来实现。但需要指出的是, 命名时段是一个时刻或者瞬间, 而不是一个时间段, 它本身可以看成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节点。符号态和象征态作为两种分开的假定, 在同一个开放组合空间中不停地重置, 从而使得意指实践呈现为动态性。克里斯蒂娃将这个过程界定为是“一种抵抗停滞状态破坏性的浪潮” (charges contre des stases;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27) 。从符号再现的层面来看, 以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为代表的重复的刺激物被不停歇地建构, 意义成为了悬而未决的意指过程。克里斯蒂娃在此说明的“停滞状态”即命名时段。这种“停滞状态”是短暂的, 是因为符号态的驱力的能量总是试图破坏这种稳定性, 从而使得“停滞状态”成为一种临界点。
命名时段形成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 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的对象的确立。克里斯蒂娃将二分主体 (意识/无意识) 的概念引入到她对意义的讨论中, 任何主体的形成都是符号态和象征态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符号态的存在, 主体总是处在崩溃和重组的过程中, 处在夹杂着符号态的非符号性质的内容和象征态的符号性质的内容的、呈现出异质矛盾的纠葛和斗争中。“多种不同能量在未来主体的体内流动, 处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之中。它们的组构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给这个身体带来的种种限制——那么身体已经在符号之中了” (克里斯蒂娃7) 。由此, 主体就在符号态的体内驱力的作用之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命名”过程的深层结构
命名时段, 在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中, 是一个分界点。这一分界形成的标志, 克里斯蒂娃认为正是主体的确立, 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命名时段对于语言主体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 是人类主体发展与对象关系的基础。拉康 (Jacques Lacan) 认为命名这一过程是一种象征关系的介入, 是一种象征行为, 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正是通过命名, 人类使对象以一定的连贯性的形式存在下来……命名构成了一种契约。通过这种契约, 两个主体同时达成一致, 以辨认相同的对象” (202) 。克里斯蒂娃试图具体化拉康的这一命名的过程, 与此同时, 试图具体化主体以及主体的对象的确立过程, 分析命名或者主体的假定的产生路径。
克里斯蒂娃一方面认为每一个符号首先必须是一种命名, 只有得到命名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 她试图不再将主体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起源, 将主体看成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分类。她并没有将主体化约到先验的自我, 也没有否定命名时段。符号态成为主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符号态是前命名的, 而象征态是命名的。符号态从逻辑和历时层面先于象征态, 前者是被隐藏在象征阶段的意义中。这种两分的过程隐藏在语言的习得中, 是前者的破坏性的驱力和后者的“假定—分离—认同”的斗争, 这种斗争是任何形式的命名包括判断、句子等最深层次的结构。
克里斯蒂娃认为:“命名是在意识过程中某种特定的情形下所获得的一个阶段。它形成主体但不会被化约到主体的过程中, 因为命名是语言的门槛”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43)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命名是语言符号出现的前提, 是语言的发端, 标记着两个异质的领域。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 命名这一过程就是一种分离, 一种断裂, 从而形成能指的过程。她通过婴儿主体的语言获得和婴儿主体的生成来说明这种意义的边界状态。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婴儿的第一次单字复义句 (holophrastique) , 认为“它包括了手势、对象和声音的发出。这种发音可能还不是句子, 并非生成语法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但它已经是一种命名, 已经将对象和主体分离, 赋予对象一种‘符号的碎片’, 由此成为能指。这种熟悉是隐喻的或者转喻的 (如woof-woof说的是狗, 所有的动物都成了woof-woof) ” (42) 。婴儿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这种单字复义句是命名时段的一种最基本的外在呈现。
那么, 如何具体化“命名”过程最深层次的结构呢?克里斯蒂娃将拉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有关主体的确立的讨论纳入进来, 试图为命名时段——这一意义生成过程的临界点进行微观的讨论。任何人类主体要进入语言世界, 成为独立自足的、说话的主体, 则必须要经历命名时段, 克里斯蒂娃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中镜像阶段 (le miroir) 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阉割焦虑 (la castration) 正对应着命名时段的形成过程,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的确立和语言习得过程。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 意义是分离和缺失的结果, 它是从镜像阶段开始, 通过阉割焦虑来完成, 这种分离或者断裂满足了转化成为欲望的需要。克里斯蒂娃对拉康的意义理论的借用, 不仅表现在发掘了处在镜像阶段之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 而且包括具体化婴儿主体语言习得的过程和社会化的过程。那么克里斯蒂娃是如何借用精神分析学这两个术语来具体化意指过程的命名时段呢?
拉康的镜像阶段指的是婴儿在六个月到十八个月这一时期, 在这一时期, 婴儿首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 并认出自己。婴儿从镜像中发现自己是完整的统一体, 经常会冲着镜子中自身的图像微笑。拉康将婴儿的这种行为看成是一种对镜像中图像的认同, 婴儿从这种认同中获得了一种想象的能力。有学者指出:“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在随后的生活中, 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 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镜像无疑处于这一系列认同的底层。” (黄作6-7) 尽管镜像阶段的婴儿主体通过镜像所获得统一性是一种虚幻的想象, 但是此时婴儿主体开始摆脱无法区分自身与周围世界的混沌状态, 促成了婴儿主体的自我的诞生, 开始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联系。克里斯蒂娃认为, 镜像阶段图像自我和对象的假定为语言符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婴儿从图像中看到自我, 自我和对象的分离就为婴儿的命名时段 (发生) 提供条件, 例如婴儿的第一个独语词, 这是第一次象征化。语言的获得, 尤其是指婴儿语言的习得, 克里斯蒂娃将其理解是假定—分离—认同和符号态的能动性之间的激烈、戏剧性的对抗之后的结果。符号态内驱力的运动扮演的是一种摧毁和否定的永久性的角色。在此时, 符号系统分节在某种程度上合成为一个能指。
那么, 为什么是镜像阶段和阉割焦虑会成为命名时段的两种组成形式?因为它们涉及到将符号态的运作引入到意义的生产中, 将能指和所指的断裂, 与婴儿对母亲的分离割裂开来的过程。意义产生, 婴儿主体与母亲分离, 从而转移到与他者的象征关系中, 是它进入语言的习得和进入社会的关键步骤, 这可以看成是意义的前提条件。克里斯蒂娃将对意义的关注, 早已经从作为交流的语言推开, 而将其不断地推向意义产生的最原初的状态, 与此同时, 她研究的是人类主体获得语言的婴儿时期。她所关注的是最早能指和所指的第一次分裂是如何形成, 婴儿语言的获得是如何与母亲的身体相关并相离。
阉割焦虑的概念, 首先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 “它与俄狄浦斯情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与后者禁止和规范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Laplanche and Pontalis 56) 。阉割焦虑中, 母亲占据了他者的位置, 成为婴儿主体欲望的对象。而阉割焦虑的完成, 使得婴儿主体不得不与母亲的身体相分离, 被迫从对母亲的迷恋分离开来。婴儿主体与母亲的分离, 对婴儿主体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的立场, 使得对母亲的欲望转为一种“缺乏”。婴儿主体从对母亲的迷恋转向对“菲勒斯”的认同。于是“菲勒斯”的功能成为象征的功能, 婴儿主体从对母亲身体的迷恋转向对“菲勒斯”认同。而婴儿主体, 在象征态中找到身份与统一性, 从而在这一阶段将处在符号态的能动性转移到象征态的秩序之上。经历了镜像阶段与阉割焦虑之后, 婴儿主体最终从与母亲合二为一的状态中分离, 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主体, 于此同时, 婴儿开始发声, “此时, 命名时段的形成就终止了, 在能指和所指间假定一个断裂, 这个断裂向每一个欲望和每一种行为打开, 包括超越它们的愉悦” (Kristev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45) 。符号态能动性的转移, 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断裂, 将能动性移除从而产生意义。意义是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的一个阶段, 而不再是某个基础, 或者某种业已形成的完整的、静态的内容。
象征态中包含着符号态的某一部分, 它们之间的分离是通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断裂来标记的。象征态是对立的统一的, 它由断裂来产生, 没有断裂, 它是不可能形成的。“断裂”将异质的功能即符号态放置在能指的位置上, 需要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讨论隐藏的驱力的异质形态。通过对命名的深层结构的分析, 克里斯蒂娃最终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符号态和象征态两种异质领域对抗和联合的结果。对于正在形成的主体而言, 从历时和逻辑的角度看, 命名时段是他/她所正在承受和经历的位置, 主体对命名时段的质疑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格局。命名时段作为一种可以跨越的边界, 是两种意指模态间的临界点。
命名时段的理论张力
命名时段是理解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的关键词, 它联系着两种模态, 成为二者分离和重建的界限, 它既与符号态的驱力同时并存, 相互斗争, 同时, 它也是象征态的基础。奥利弗 (Kelly Oliver) 认为, “没有‘符号态’的驱力, 我们将无法言说。所有‘符号态’与‘象征态’间的振动是有必要且富有成效的。这种振动是贱弃与停滞、分离与恢复、差异与同一间的运动” (96) 。无意识的驱力成为创造新的命名时段的潜在的动力和力量。先锋艺术活动所见证的, 是命名时段的破坏与重新确立之间相互矛盾、相互交叉对话的情形。通过将符号态引入到先锋诗歌文本研究的领域, 克里斯蒂娃打开了一个新的无意识空间, 符号态的内容以某种超越诗歌内容的东西呈现, 如音韵、修辞、语调等。对符号态的挖掘, 需要穿透语言的象征态 (句子直接所指的意义) , 实现无意识和意识的多声部对话, 质疑同一性, 关注异质性, 从而丰富文学语言的意蕴。
同时, 命名时段还被克里斯蒂娃看成是区分先锋诗歌文本的话语与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裂症和幻想症的关键点。精神分析活动中, 克里斯蒂娃认为命名时段是保证精神功能正常的前提。精神分析师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的治疗的过程, 用她的术语来说, 是将符号态中侵犯命名时段的驱力的破坏性逐渐平息的过程, 从而巩固命名时段, 以实现患者稳定的精神状态的过程。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 当陷入一种幻觉或者精神失控的状态, 正是因为符号态的驱力破坏和粉碎了命名时段, 使得命名行为不能恢复, 主体丧失了稳定性, 从而导致了精神状况的混乱无序。对于精神病患者或者歇斯底里症患者而言, 命名时段是他们保持稳定的精神状态的必要前提, 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重建被驱力所粉碎的命名时段, 从而使患者的状态恢复到正常。
与幻想或者精神病患者的状态不同, 先锋的艺术实践如先锋诗歌中命名时段就面临着被破坏和重新形成的回路。此时的命名时段处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 进行着被破坏和短暂停滞的双向运动。命名时段, 在艺术实践活动中, 扮演的是受到符号态驱力的破坏之后的一种短暂的停滞状态, 是再现和结构化的重要过程。在艺术实践中, 若没有命名时段, 符号态的内容将不可能出现在以象征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表意活动中。在这种情形下, 命名时段具有二重性:一度命名时段呈现为符号态的驱力侵犯象征态, 从而导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断裂;二度命名时段, 是主体通过阉割焦虑, 与母亲的身体分离, 形成自身的身份和同一性。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符号态的驱力对命名时段的侵犯不会导致语言系统的全面崩溃, 这一阶段指的是语言的意指装置内部符号态的功能特征的恢复。
而先锋艺术活动正是将这种破坏力与命名时段连接起来的意义生成过程, 符号态的驱力一方面破坏已经形成的命名时段, 另一方面, 对被破坏的部分重新分节配置形成新的命名时段。命名时段, 表现为一种符号态和象征态之间既联合又分离的状态。以诗性语言为例, 克里斯蒂娃试图说明, 所有创造的过程或者意指活动的过程, 均是符号态将命名时段打开, 并大量地涌入象征秩序的过程, 既是符号态对命名时段的逾越, 又是象征态对符号态的回归。以命名时段为界, 构成了先锋语言实践活动的二重性的表意活动, 夹杂着意义和无意义之间无休止的对话。
克里斯蒂娃理论中符号态、象征态以及“命名阶段”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 引起不小的争论。针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研究突出强调符号态的能动性, 注重符号态对象征态的挑战与颠覆, 罗丝指出:“克里斯蒂娃三番五次地强调, 她的目标是避免这两种选择:既避免建构为一种神学律法的‘命名时段’的绝对论;又否认伴随着‘命名时段’的‘非理性主义碎片’的幻想” (149) 。她质疑了克里斯蒂娃对命名时段的边界性质的界定, 认为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中, 她极力避免的两种选择, 最终使她的符号学理论陷入矛盾甚至两难的境地, 即她努力建构的对律法的颠覆, 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巴特勒从克里斯蒂娃理论的身体政治层面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与象征态进行了批判, 认为:“通过对语言内部‘符号态’功能的详细审查, 克里斯蒂娃实质是在‘符号态’层面恢复了父性律法。克里斯蒂娃所提供的驱力的颠覆策略不可能成为一个持久的政治实践” (106) 。而正是这些学者从各自研究出发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的多维批判, 使得理论本身充满了张力。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内涵, 符号态的死亡驱力对象征态的瓦解和松动, 是当时激进的政治立场在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反映。命名时段是象征态起源, 克里斯蒂娃对它的发掘是对语言符号的起源的追溯。在意义指称的过程中, 主体是符号态与象征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象的确立, 是命名时段形成的标志。通过命名时段, 克里斯蒂娃阐释了命名的深层次结构, 挑战了西方思想哲学中理性的、以象征态为基础的统一的主体思想。她通过动摇命题本身的稳定性, 强调主体的运动、发展与变化, 从而试图突破本质主义的主体观。
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中关键词如“命名阶段”、符号态、象征态的分析梳理, 有助于厘清她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意义系统的创造性建构的思路, 而对命名时段的理论渊源、内涵和运作模式的分析, 有助于发掘克里斯蒂娃互文的阐释思路和价值立场在她理论进路中的贯穿。
（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7年第02期，侵删）
作者简介：张颖，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符号学、文化研究、法国当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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